（按：下面的文字缘起于郑强教授最近在武大人文馆做了一次演讲，我在bbs做了些评论，引发了一些争议，于是特地做的说明。我知道自己不应该把那么多精力花在非建设性的评论，但又觉得在迎接清晨之前，不妨把窗上的灰尘擦净。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伪启蒙者和浅薄的谈论理想者，郑强属于其中最原始、最没有技术含量，纯靠气力的那一类。鉴于这些人的伪装性和流行性，我也许会一类一类的去批评。郑强的演讲算是给了我一个做这件事的借口。）
昨天关于郑强演讲的回帖，引起了一些争议，我想有做说明的必要。首先，我依旧认同原先的观点，郑强的演讲除了包装过的错误、空洞、混乱，就没有任何东西，是配不上武大人文馆的。他收获了那么多掌声，恰恰是需要反思的事情。当时发这个帖子的时候，我没有具体举例说明他的错误、空洞、混乱之处，是因为我觉得这是每个人静下心来想两分钟，都可以发现的。就像后来剖析他说的“日本人侵犯我们，因为我们出了很多汉奸。”“大量出现汉奸”显然在“日本人侵犯”之后,后发生的事情居然成了先发生事情的原因。这实在是太明显的逻辑错误。当然，逻辑混乱不等于一无是处，去天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我这里没有贬低天桥艺人的意思，我自己也很喜欢听相声，相声、戏曲中很多包袱，都是靠偷换概念抖出来的，这没有关系，我们去听曲艺，往往只是为了放松头脑，笑一笑，发泄出积郁的情绪。如果在逻辑上纠缠，就太不解风情了。但大学人文馆不是天桥，我们听演讲是要带脑子的去，不是为了放松、笑一笑，或者发泄一下。什么是大学的人文馆，我把它比作古希腊的运动场。在古希腊，观众的地位是高于运动员的，因为他们是旁观者、欣赏评判者。同样，演讲或者报告，是演讲者把自己的观点思路展示出来，接受观众的评判。有人说人家大老远来，为什么不能给他一点礼遇？可什么是礼遇，礼遇就是听众用批判的眼光审视他的话、冷静思考他的道理所在，并给予演讲者以反馈。这样才是对双方都有好处，能够让双方都有进益的态度，就像对对手的最大尊重是战胜对手一样。被演讲者轻易煽动，奉上廉价的掌声，这才是没有礼遇的表现呢。而且按照大楚网的报道，郑强自己说，要给在场所有人洗脑。如果这句话属实，说明他自己就没有弄清楚什么是大学的演讲，什么是天桥讲相声，且不说好的艺人还不像他那样洒狗血。
有人说他人文素养高，我不知道这从何谈起，言语的逻辑混乱总是不争的事实吧。你仔细考察他的论述，当他要说一个东西不好的时候，公式一般是：“A是这样，B却是那样。”比如俄罗斯人排队，中国人不排队；日本人喜欢黑人，不喜欢中国人；某研究生英语考六级，中文不过关。且不说这些话是否有事实依据，A怎样和B怎样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再就是故作惊人之语，以偏概全，比如“谁现在就是汉奸？北大清华的学生，因为用他们学习的知识帮外国人开拓市场，打败我们中国的企业”。可为什么有人为这样的话鼓掌，我想一个原因是上清华北大的是少数，心中或多或少有些不平衡，平时又不好明说“清华北大不好”，听到有人说“北大清华出汉奸”，自然就高兴了。至于这个论断是否言之有据，就顾不上了。其实心理不平衡是人之常情，疏导一下也没有关系，但场合不应该是人文馆。再比如他潜意识中对黑人的歧视，对男权的强调。这固然是很能煽动人，但作为一个学者，一个标榜教书育人的人，是不应该把掌声建立在人心理原始，脆弱那一面上的。因此，不论从理性思维，还是人文情怀，郑强都是有欠缺的，在化学方面他也许是一个不错的学者，在人文上，就难说有什么可取之处了。
还有人说，郑强说“爱国爱校、刻苦学习、要有理想、有精神”，莫非也错了么？我们不应该赞扬他强调这些，赞扬他敢说实话、敢说真话么？我请大家回想一下，在中学语文课本上，不经常把“某篇散文揭示了×××的罪恶，反映了×××的高尚”作为“这是一篇好文章”的依据。我们反感这样的说法，反对这样的逻辑，是因为我们都清楚，一个东西观点的正确与否，不能作为评判它好坏的直接理由。如果你自己心中觉得“爱国爱校”这样的观点，是不证自明，毋庸置疑的，去听一个人重复这些显而易见的东西，又有多大的意义呢？如果你一方面觉得要“有理想有精神”，一方面又缺少行动的力量，于是听到郑教授的话，心中受到鼓舞，这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，可是细想起来，我们还是要问这样的问题：你是因为郑教授说要刻苦学习，于是有了行动的力量；还是受郑教授的启发，获得了行动的力量。如果是前者，那么你的力量在某种意义上说，是放弃了个人的独立，盲目听从他人指导而获得的，这种被动的态度，不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应该采取的。励志是自己激励自己，被励志和被自杀一样荒谬。如果说郑教授的话有一定的深度和启发性。那么我们还要进一步的去考察。我这里说深度和启发性，不是指说了些“一个人要怎样”的话，而是给出了一个有深度有启发的，“为什么要这样”的思路。一个人说:"学生是上帝“，或者说“人要有理想，精神”，是不可以作为有深度，有启发的标志。一个大的口号下面有着太多的似是而非。不是有句话叫“自由啊，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”吗？如果刨去口号式的话语，郑教授又给出了多少有深度的诠释呢。我看几乎没有，倒有很多地方暴露了他思想的浅薄。比如：
“教育应该让中国懂得自尊。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外国人就低头，女生看到外国垃圾一般的男人都想讨好。同志们，在外国人面前我们多么地没有尊严。在留学的日本东京大学的人当中，我是唯一回来的，但日本人反而敬重我，因为我活得有灵魂，活得有骨气。”
这段话，一方面把讨好外国人作为缺少自尊的表现，一方面又把日本人的敬重作为自己有尊严的证明。这不是绕了一个圈又悄悄转回来了吗？要是深究的话，人家女生讨好外国人或许只是认同外国人有钱；郑教授举日本人敬重自己，是认同日本人可以作为有没有尊严的判据之一。不自尊的程度似乎比他批评的女生更甚。
我已经说过，一个人对问题的理解，必须放在语境中去理解，我们不要听到郑教授说“要有自尊”，就开始鼓掌。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幼儿园的老师，我们要继续听下去，看他对“自尊”是否真的理解了。如果上面这个例子还不够的话，我们再看他另一处提到自尊的地方： “日本人为什么不道歉，日本总统为什么不谢罪？因为他们知道，日本人的尊严和历史最重要，相反其它亚洲的不满太没有分量，所以他们可以置之不理。”
自尊是不是意味着对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呢？答案似乎是明摆着。这就是我批判郑强提倡那些“好的东西”的理由。我不是反对这些“好的东西”，而是因为他对这些“好的东西”理解的太浅薄，他把那些"好的东西"说坏了。可现实是，郑强的演讲现场掌声雷动。这一方面说明我们或多或少都意识到了精神和理想的重要，都渴望获得行动的力量，可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们的懒惰。如果我们勤于思考的话，他提到的问题，是应该我们早已想过的；如果我们有足够地冷静，他的浅薄混乱之处也不难发现。有人说，“你这样就为了显得自己有理性是吧。”不是的，理性是人人都有的东西，因此在我看来，有理性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。我在这里用理性说明郑教授的混乱，也是为了向大家展示，这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，是人人都可以轻易做到的。有人叫我不要低估大家的智商。我没有低估大家的智商，正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思考过人生、社会、国家的问题，都有独立的判断能力，我才觉得郑教授在大学受欢迎，是一件奇怪的事情。要说低估智商，郑教授敢在人文馆讲那些话，倒是低估了大家的智商。还有人说，不要年纪轻轻，就这也看不上，那也看不上。不是的，我正是为了能够看上一些东西，才去批评。就像为了让阳光照进屋子，我们必须先擦去窗子上的灰尘。
还有人问，我为什么要和郑教授过不去。我没有和他过不去，我只是拿他做“浅薄的谈理想者”的例子罢了。“浅薄的谈理想者”才是我真正批判的目标。“浅薄地谈理想者”的可怕之处在于，他们把理想当作掉在地上的硬币，可以很轻易地把它捡起，收好。而这，又给我们懒于冷静思考，害怕独立做出判断提供的借口。实际上，理想既不可能轻易获得，也不可能轻易守护住。这两个最困难，最重要的问题，恰恰是郑教授他们避而不谈的。我自己就看到了身边许多人，有着很美好的想法，也曾为一些口号热血沸腾。可一旦经历了几回风浪，就要么发现原来的动力不足以对抗困难，要么既不愿意屈服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，所谓人生的苦处在于梦醒了无路可走。为什么鲁迅说娜拉走后，要么堕落，要么回来？道理也正在与此。也有人，苦苦努力了多年，才发现自己寻找的并不是自己想要的。不论是理想在现实面前一触即溃的不幸，还是为一些并不值得探求的东西耗费了大量生命的荒谬，实际都由于对为何而生，可以因何而死问题认识的浅薄。而真正实现理想的力量，恰是源自对人生理想的深刻认识，以及对个体能力的充分利用之上的。大学相对宽松的环境和各种教学资源，也为实现理想能力的构建，提供了必要的条件。我们对那些深刻事物敬而远之的态度，并非因为环境的恶劣和能力的不足，而是因为自己的懒惰和怯弱。实际上，充分发挥个体能力，利用周围资源，去深刻探寻，不仅是必须的，也是可能的。所以我在这里反思郑教授大受欢迎的现象，不是愤世嫉俗，发泄对现状的看不惯。而是觉得，这个现状是我们自己造成的，改变现状的钥匙，也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。
博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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