草民心态的演化

草民心态的演化

        我们只要留意中国京剧不同行当的扮相，想想青衣的水袖、老生的髯口、净角的花脸，就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：“生、旦、净”这三个行当，在扮相上通常是对现实人物的美化。唯有丑角，不仅没有华丽的行头，还要在鼻梁抹上一块白粉，实在是对现实人物的艺术丑化。丑这个行当的渊源，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优人。最开始的优人都是由侏儒充当，以戏谑调笑为主要表演手段。为了引人发笑，在扮相上对人做丑化处理，本没有什么奇怪的。但在京剧中，不止是有着插科打诨戏份的角色，几乎所有非主角的普通大众，不论他是贩夫走卒，还是渔父沙弥，不论他胸怀歹意，还是心地善良，都免不了要以丑角扮相出场。不独是京剧，中国很多地方戏曲都是这样。为什么普通大众对丑化他们形象的戏剧，不仅不加以抵制，反而喜闻乐见呢？中国旧戏，在民间有着强大生命力，是不是也和对大众形象的丑化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大众心理的需求有关呢？
        在我看来，丑角的舞台形象，给了普通观众一个心理暗示：我只是一个平民，我要把自己看的低一些，不要以为自己活着对别人有多大的意义，至多就像丑角那样，给别人增加些笑料。中国古代的百姓常以小民、草民自谓，大概也是出于类似的心态。所以我把这种心态称作“草民心态”。在中国古代，“草民心态”首先意味着生存的智慧。“兴，百姓苦；亡，百姓苦。”不论哪一朝哪一代，活下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整日的奔波辛劳往往只能维持温饱，还要随时面对自然的灾害和有权有势人的盘剥。余华用“千钧一发”这个成语，形象地刻画了人和生活之间的紧张：“让一根头发去承受三万公斤的重压，它没有断。”为什么没有断，因为生命有要活下去的本能。为了活下去，大多数人就要寻找躲避痛苦的良方。人们渐渐发现，不如把自己看低一点，把自己当做小草，没有期望，也就不会有什么失望。有一部展现清末民初民生的京戏《膏药章》，其中一句反复出现的唱词就是“无灾便是福”。老百姓对幸福的期待尚且如此消极：无灾无害就可以了，可以想象生活的底线在怎样卑微地方。苦难压迫，那都是应该的，忍着吧。久而久之，不仅可以忍下来，还可以在该哭的地方笑一笑。看低自己，降低期待的“草民心态”，构建了一种生命的韧性。中华民族，饱经磨难，还能够香火不断的延续下来，这种韧性，是功不可没的。
        不仅如此，“草民心态”从朴素的生存智慧开始，逐渐衍生出了相应的艺术文化。我们前面提到的丑角，就是一个例子。这样的“草民心态”及其衍生，并非中国独有。尼采在《权力意志》中说：处在底层的大众，会用“我没有什么价值”，作为心理安慰的办法。对自我的否定，是忍受生活，保存生命的手段。尼采进而分析，这种安慰会进而衍生出相应的道德伦理和宗教信仰。比如基督教，它的流行，和“每个人本来都有罪”的说法，迎合了人们愿意看低自己的心理，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         但是，尼采并没有赞扬“草民心态”有利于让人活下去的积极意义。他强调了它的另一面。首先，“草民心态”并不反思不幸境遇中自己的责任。既然自己什么也不是，自己也就不担任何责任了。其次，它在谦卑的背后，是对地位高的人的怨念。一旦有可能，他们会对地位高的人施以严厉报复。另一方面，他们对地位高本身的合理性，并无质疑，他们只是痛恨自己不能获得高的地位。我想，千百年来的中国农民起义，以对官僚地主的屠杀开始，以起义领袖成为高官巨富结束，“草民心态”中的怨念，是其中的原因之一。
          正因为富裕地位高的人总是少数的客观现实，和人渴望心理安慰的主观需求。“草民心态”并不会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变革而消失。在民主自由的西方，仍然有很多人以“罪人心态”皈依了基督。在中国，“草民心态”则依旧在社会心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，并不断涌现出“卵民”、“屁民”、“蚁族”、“蜗居”这类充满“草民意识”的新词。和旧时代相比，“草民心态”中坚韧隐忍的一面在消退，生活受挫即寻短见的消息不时见诸报端。而推卸自身责任，对外界充满怨念的一面，却在不断扩展。我们打开社会新闻，看到最受欢迎的评论，几乎都是对社会、政府、富人、官员的谩骂与讽刺，以及对自身地位的贬损。你说“知识改变命运”，他说“学好数理化，不如有个好爸爸”，你说“真才实学的人大多还是能有口饭吃”，他说“你太幼稚，不知道社会的现实，没有看到海归博士后跳楼的跳楼，摆地摊的摆地摊”。你说“你怎么不做点什么，改变这个社会”。他说：“我、一介草民，在领导面前什么都不是。我能改变什么。我说多了会被和谐的”。你说：“社会不全是的黑”，他脸一变：“你是五毛吧。”
        我最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《蜗居》这样的电视剧如此的流行。一个思考的结果是，它满足了许多中国现代“草民心态”人的需求。我们毕竟不是生在旧的时代，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感到理想主义的召唤，意识到坚守道德的意义。然而在现实中，我们很快发现，实现理想是困难的，坚守道德是吃亏的。这时候，他们会听到“消极草民心态”的呼唤。放弃理想吧，这样日子可以过得舒坦一些。放弃道德吧，这样生活会过得富裕一些。大多数人都会犹豫徘徊，即使那些在现实中放弃了坚守的人，心中也会有着愧疚不安。《蜗居》这类文化产品的出现，给了那些犹豫与愧疚的人一个放弃的借口：不是我想放弃的，是现实太艰难了，我不得不放弃。宋秘书受贿包二奶是为了不在官场中被当做异类，海藻做二奶是因为房价太高。后来还有评论，说"《蜗居》招安了一代人的理想"。在我看来，他们批评现实，抱怨制度，只是为了安稳地呆在精神世界的底层；他们抱怨贪官，实际却是抱怨自己没有成为贪官的机会，所以不反对为贪官找一个借口。这些怨念的害处在于，它不仅不为改变社会提供积极的东西，还缴械了部分彷徨者的理想。有些人鼓吹，中国只有实现西式的民主，一切才会好起来，实际也只是消极抱怨的特殊形式。西方社会只是他们用来批判现实的武器，中西的差异，也成了安慰自己的借口。
         我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，正因为我们在物质和精神上，都已经今非昔比，我们也就承担了更大的责任。我们如果还像古代百姓那样，把自己当做草芥，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。这也是“草民心态”的消极意义远高于过去的原因。三十多年前，王元化就说“尽管身边还有大量让人生气的事，但我可以负责地说，就学术文化研究而言，现在可能正在进入本世纪以来最好的时期”。五年前，我记得邓晓芒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。我想不论中国社会还有多少问题，我们已经可以做很多事情。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和正在受高等教育的人。不要说中国教育精神分裂，不要说学风不正官僚横行。我们有眼睛去认字，有脑袋去思考，有书本可以阅读，有同学老师可以交流。我们还需要什么呢？至少，我们已经具备了成为一个人格健全个体的所有外部条件。我们现在的问题根本不是严格的书籍审查制度，不是绿坝过滤敏感词，而是该看的书看得太少。那些天天说自由民主制衡的，有几个读过《社会契约论》、《论法的精神》？甚至连短短的《独立宣言》，看完的都没有几个吧。那些说中国文化传统种种问题的，又有几个看完过四书五经中的任何一本？我们有时间去争论成人网站被关与思想自由的关系，为什么不能静下心来看看卢梭、休谟、康德或者海德格尔，这些人的书都是容易买到解到的啊。虽然不能做出逻辑上必然性的论证，但我相信，对现在言论管制的抱怨，和不愿意读经典的浮躁心态，有着一定的因果联系。
         毋庸置疑，对社会的种种问题，是可以批判讨论的，但如果不能由此生出改变的力量，它的意义是有限，如果只是为了发泄，甚至是有害的。所谓制度的根本变革和自由的完全开放，就现实来说，完全是虚无缥缈的，而且立刻实现了也未必就是好事。在我看来，每个人的默默坚持、默默改变身边的人，是更可行，更好的选择。批判而不抱怨，不做草民，做自己，做公民，不管官僚别人怎么看你。多读书，多思考。不去阿谀上司，尽量说真话，不能说真话就沉默，底线是不说假话。即便没有完全坚持自己想法的勇气，也可以给那些坚持的人一点鼓励，至少也不要围观甚至嘲讽他们幼稚。至于觉醒的或半觉醒的，更可以把自己的体会告诉其他人，身边人做了好的事，鼓励他，不好的事，善意的劝解他。就像河流中立着的石柱，虽然会被冲刷掉棱角，但只要立在那里，也细微的改变了河水的流动。等到立着的石柱多了，河流也就变了流向。


注释：
[1] 关于中国戏曲的起源问题，可以参看王国维的《宋元戏曲考》。
[2] 在《活着》韩文版序言里，
[3] 见《权力意志》第三百七十三节（商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第五百五十页）。
[4] 基于类似的理由，我不认为西方大众有真正信仰的传统。真正的信仰是人强大到敢于成为理想的自己，像《致死的疾病》说的那样。“普通人以人为标准，有信仰的人以上帝为标准”。对多数人而言，所谓的信仰只是屈服于自己的懦弱，还要找一个借口罢了